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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普通家庭里最普通的中午:小貓在喝水，媽媽彭做好飯，用湖北話招呼三個孩子吃飯。電飯鍋里的米飯熱氣騰騰，還有孫卓吃慣了的面食，深圳常見的蛤蜊和魚。孫海洋神父坐在凳子上，全身放松。誰也看不出這個家庭在分離14年57天后剛剛彌合。
14年零57天，為了在深圳白石洲尋找走失的兒子孫卓，孫海洋將自己的包子店改名為“懸賞20萬尋子店”，發行了10萬冊《尋找你》，疊了三層樓高。在找到兒子之前，他幫助別人找到了50多個孩子，經歷了50多次目睹別人團聚的孤獨和絕望。
兒子回家后，孫海洋終于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，睡個安穩覺，吃頓可口的飯菜，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。“我以前每天都在想如何找到我的孩子，我盡了最大努力，但現在我終于可以放下了，”孫海洋說。“我再也不用去孫卓了。”
是時候回到訂婚的日子了。盡管通過DNA和面部比對可以確認站在門后的男孩就是孫卓本人，孫海洋還是極度緊張。他緊緊地握著妻子彭的手，害怕有人在眾人的圍觀下告訴他說錯了，這次找到的孩子不是。更有甚者，他沒有信心——孫卓4歲被拐時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個肉肉的形象——14年后他還能認出自己的兒子嗎？
門開了，一個戴眼鏡、穿黑衣服的男孩走了進來，他比孫海洋高半頭。當他把兒子抱在懷里的那一刻，孫海洋真切地感覺到他找到了兒子，并且“真正地松了一口氣”。這個47歲的男人忍不住哭了，擠出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出來。
“卓子，你去哪兒了？”這是父親對兒子說的第一句話。
孫海洋非常小心地不提他是如何努力尋找孫卓的。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已經給他的孩子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，他不想讓孫卓“知道那些人販子，并把他們想得太壞”。
當他的兒子迷路時，每個人仍然支持和理解孫海洋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找到孩子的希望越來越渺茫，人們認為他“著了魔”。雖然已經搬家，但他還是忍不住回到白石洲，在孫卓被拐的那條窄巷里徘徊。有時候路過別人家，看到一個小孩在看書玩耍，他會忍不住往門口看。老街坊形容他“精神錯亂”，“這孩子失蹤這么久，怎么還在白石洲？”
包子店的黃色招牌上印著他的兒子，上面用紅色的大字寫著“懸賞20萬子店”，縫隙里還夾著一張孫卓的照片。后來，包子鋪開不成了，房東卻好心告訴他，招牌不用拆了，那個招牌成了他的寄托之一。一個人只要在深圳，每周都會在招牌下站一會兒。直到有一天，孫海洋發現那塊招牌已經被拆掉了。他急著去找城管和公安，卻拿不出一個說法。他對這件事耿耿于懷。”這個品牌已經有十年歷史了。為什么今年不行？"
在那些年里，為了找到他的兒子，孫海洋走遍了全國幾乎所有的省份。他曾經在凌晨三四點鐘到達一個新城市，然后在路上走來走去直到天亮，這樣就省下了睡一個房間的錢。有時過了十天，我什么也沒找到，但一想到要回去面對的爺爺奶奶和他的妻子彭，孫海洋就不敢回家了。有時候他心里知道這次是假線索，但他還是要去——仿佛只要他還在外面跑著找，這個家就還有希望。“悶著哭著沉默著好痛苦。”
一次，寧夏警方找到一個走失的孩子，有網友給孫海洋發了一張照片，“像不像孫卓？”。照片中的孩子又瘦又小。現在看起來不像孫卓，但孫海洋認為，孫卓已經丟失了一年。他吃的喝的不好嗎？他在外面受苦了，變瘦變小了嗎？
這個想法在孫海洋的腦海里生根發芽。他多次向深圳警方和寧夏警方求證。警察說孩子已經被父母接走了，但他不愿意接受。他不得不親眼看看這個孩子。他先從深圳坐火車到鄭州，然后坐車到Xi安，再從Xi安轉車到寧夏。他一直暈車，直到不省人事。當他到達寧夏時，他在當地的幼兒園看到了這個孩子。他一眼就知道那不是孫卓。他倒下了，無法站立，搖搖晃晃地倒在地上。
認出親人后，和彭帶著兒子回到湖北監利縣老家，拿出小時候的照片，一遍又一遍地問:“你還記得嗎？”一個三口之家走在他們曾經熟悉的街道上。他們告訴孫卓這是我們以前的家，也是你以前的幼兒園。
離開的時候終于到了。為了不被過多的多媒體觀看，孫海洋連夜開車把孫卓送回了山東。凌晨兩點，一家人到了陽谷縣的高中門口。
孫海洋對兒子說:“其實我說了這么多，最后一句還沒問...孫卓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覺得陽谷和深圳怎么樣？”
孫卓想了很久，問他，“我回深圳了。那里有高中嗎？”
是的，孫海洋，孩子要回家了。
他永遠不會忘記2007年10月9日晚上7: 30。那一年，他和妻子從湖北來到深圳，在白石洲村租了一個鋪子賣包子。孫海洋只有小學教育。他15歲從農村出來打工。他看中了門面旁邊的一個幼兒園。他認為他將來能在大城市做包子，同時看著孫卓學習和成長。幸福的生活正在他面前展開。
當時包子店開業不到一周，生意紅火。一個五毛錢的包子，夫妻倆一天賣2000元。兩人都是農村出身，不愿意求人幫忙。他們什么都自己做。為了趕早點攤，他們凌晨一兩點就起來蒸包子，一整天都沒有休息。晚上，彭在店里切蔥姜。孫卓完成了作業，吃了飯。孫海洋太困了，他站著都能睡著，心想他終于可以在椅子上盯著看一會兒了。
“爸爸，我還是想出去玩玩。”孫卓說。
“天黑了，別跑出去。”孫海洋記得這樣說過。
但是孫卓沒有回頭。這成了孫海洋對孫卓說的最后一句話。
母親在兩種選擇之間進退兩難
孫卓回來了，他的家庭終于看起來像個家了。在此之前，我的母親彭在冷鍋里呆了十多年。兒子走失后，丈夫在家變得沉默寡言，一家人很少坐在一起吃飯。“做青菜之前不能吃肉菜，做肉菜的時候也不能吃青菜。做兩個菜，要連續吃好幾天剩菜。”
見到孫卓時，孫海洋抱著兒子痛哭，而母親則伸出手，試圖摘下兒子臉上的面具，試圖確認身后的臉是否與記憶中相似。
孩子回家后，彭既興奮又意外地尷尬:在山東長大，吃慣了餃子面條和包子，而夫婦是南方人，吃慣了米飯。彭試圖重新了解自己的兒子，了解他的性格、他的愛好和他喜歡吃什么。
“他是個大男孩，不是三四歲，”彭說。“我不知道哪句話可以問他，哪句話不能。”
彭覺得的回歸也改變了她的丈夫。今年的婦女節，孫海洋甚至送了她一束花，但里面卻長滿了西蘭花。全家人手里拿著西蘭花哈哈大笑。孫卓悄悄問姐姐孫悅:“我這么老實，不能送禮物。我是從我爸那里得來的嗎？”
這種天倫之樂，在過去的14年里消失了。沒有婦女節，沒有父親節，沒有兒童節。他們唯一的任務是找到走失的孩子。逢年過節，親戚們都很小心的去家里串門，不敢鬧笑話，生怕有些話傷害到家人。有一次，一個親戚帶著一個孩子上門，孩子熱情地叫爸爸媽媽。彭的眼睛都燒著了，只好相對打個招呼，喝口水走人。
美好的家庭變得像冰室一樣，仿佛彭失去的不是一個孩子，而是“失去了他的靈魂”。
起初，和彭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懸賞5萬元尋找他們的兒子。后來他們覺得不夠，就拿出全部家當，懸賞10萬，加到了20萬。白洲，福田，羅湖，家人發瘋似的到處發帖找你。后來，他們開始連續吵架。彭抱怨說在睡覺時丟了兒子。怪彭背對著店門口切蔥姜，沒看清楚巷子里發生了什么。
人們總是在尋找孩子的故事中看到孫海洋，卻忽略了這個堅強、隱忍的女人，她也在十四年里走過了一條黑暗的隧道。她能吃苦，能工作。她從農村出來，住在垃圾場邊的窩棚里，懷孕的時候睡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但從來沒有這么無助過。每天晚上她都要在床上哭一兩個小時，哭到臉都腫了，沒有力氣才能睡著。
有時候人會很絕望，會想，這個孩子是我命中注定的嗎？
她和孫海洋去了警察局，又一次失敗了。她看見丈夫的頭撞在長凳上。"那時我知道我不能再抱怨他了。"彭對說，“這個家不能有兩個人分崩離析。不然我女兒怎么辦？老年人呢？
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，彭的健康每況愈下，她患上了抑郁癥。一次爭吵后，彭“根本沒有活下去的想法”。她走到廚房，抓起一把菜刀，對丈夫說:“請殺了我吧。我真的不想活了。我求求你”。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，額頭上起了一個大包，被淚水浸濕的臉因用力過猛而變形。兩條血從她的額頭流了下來，但她完全感覺不到。她的心比創傷更痛苦。
孫海洋拿起了刀。“這是我的錯，這是我的錯，”他不停地告訴他的妻子。
“我不能生也不能死，”彭說。孫海洋仍然可以出去尋找他的兒子，但他只能默默地消化整個家庭的痛苦。她是在兩個選擇之間進退兩難的人。
當時還小的孫悅也感受到了家里的巨大變化。她開始快速成長，學會了自己照顧自己。在搬家時，彭看到了孫岳的日記，孫岳寫道，“孫卓，你得趕快回去。爸爸媽媽到處找你，你身體已經不好了。”彭不敢再看。她發現痛苦不僅由她和孫海洋承擔，而且加深了她的負罪感。
彭有時有盡力彌補失去的時間的沖動，但這種沖動往往被歸結為后悔。“可惜已經丟了，”她對著鏡頭平靜地說。“我已經十幾年沒有和他在一起了，這是無法挽回的。我想念孫卓，但孫卓對我來說是一片空白。我離開的時候，還是個4歲的孩子。再見是他18歲，直接離開了我的生活。”沒關系。他們還有未來。
妹子:找準自己的位置。
幾乎沒有經歷過任何磨合期，孫悅很快就接受了孫卓這個弟弟。兩人年齡差不多。沒過幾天，他們就開始在微信上互發表情包，聊動漫，聊游戲。
我覺得孫悅很像家里的另一個哥哥孫輝，孫輝小時候也很調皮。孫卓告訴她，她四年級的時候，曾經把六年級的一個孩子打得落淚，對方在學校也是身敗名裂。此前，孫卓的戶口被他的養父母減少了兩年。直到最近，他才知道自己真正的出生年份是2003年，也就是19歲。他說，現在想想，真的對不起6年級，因為他們是同齡人。
20多年了，孫悅沒見過父親哭。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，孫海洋也把自己的情緒藏在家里。訂婚那天，她正在新加坡讀書，一邊吃飯一邊看直播。孫海洋的突然爆發像火山一樣震驚了她。她萬萬沒想到，父親的哭聲如此凄厲，她也流下了眼淚。兩滴眼淚掉進了她面前的飯里。
后來，她以孫海洋的視角寫出了與孫卓重逢的場景:
“我無法呼吸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只見一個少年沖進來，小跑向我。
我上前兩步，將他攬入懷中，掐死了他。在我看清楚他之前，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他比我高，但我還是覺得他很年輕，像是我懷里一個微小脆弱的胚胎。我必須抱著他，緊緊地抱著他，抱著他，把他放回我的骨頭和血液里。"
很長一段時間，這個家庭都籠罩在失去孫卓的陰影下，孫悅就像一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旁觀者。當孫卓在2007年被綁架并失蹤時，她還是一個9歲的孩子。那是四年級的寒假。她一直盼望著和父母一起來深圳，這次終于如愿以償了。她半夜來到白石洲的出租屋，推開門，打開燈，等待她的不是一場歡樂的團圓，而是出租屋墻上貼滿的尋親你和相關報道。
她看了墻上的報紙，上面說孫卓被綁架了。她不知道什么是拐賣，但她覺得不在家的哥哥一定會很快回來。“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，這是一個需要十個、二十個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愈合的損失。”孫悅說。
在她十歲的時候，她爸爸告訴她，她會在別人面前叫他叔叔。她是親戚家的孩子，在這里讀書，所以被寄養在家里。“叫我叔叔，不要叫我爸爸”。這不僅是為了在媒體面前保護孫悅，讓她的生活不受影響，也是為了讓這個尋子的故事更加悲壯。孫海洋一直宣稱孫卓是獨生子，他擔心別人知道家里還有其他孩子后，他覺得失去一個孩子也沒什么。
也是從那一年開始，孫悅忘記了如何在別人面前叫孫海洋爸爸。直到今天，她還是習慣直呼孫海洋的名字。
有一次，有記者問小孫悅，如果他現在能看到你，你有什么想對他哥哥說的話？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使她迷惑不解。媽媽和爸爸從未和她談起過孫卓被綁架的事，但那時她覺得她可能再也見不到她的哥哥了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淚流滿面，哭著說:“哥哥，你快回來，我不會再跟你搶雪糕了。”
后來，她在日記中寫道，“如果爸爸媽媽找不到孫卓，我會繼續尋找”。
她從小就有寫日記的習慣。十幾年來，作為這個家庭的一員，作為尋子事件的見證者，她記錄了的堅持，彭的奮斗，家庭的分裂，團聚。她一直想等合適的時機寫這個故事，為這段頗為曲折的個人歷史做個注腳。隨著孫卓的歸來，她覺得自己可以開始寫作了。“我覺得這個故事是完整的，有一個句號，所以它本身是有意義的。我覺得一個幸存者必須記錄下這個故事。”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她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本書，叫做《回家:14年57天》。在書中，她幾乎不提自己，仿佛自己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看客。
這一年，她放棄了深圳的教師編制。她一直覺得自己根本不適合當老師，站在講臺上讓她覺得很尷尬。她注冊了一個短視頻賬號，成為了一名圖書博主。她經常在一排書架前暢所欲言地講述自己的讀書經歷，一臉淡然和平靜。她的主頁背景是姐姐和哥哥的合影。弟弟孫輝戴著一頂帽子，低著頭。在他的身后，孫悅和孫卓抬起了頭，他們相似的眼睛因為微笑而瞇成了幾條細縫。
遙遠的哭聲
孫卓被綁架后，孫海洋開始登記被綁架兒童的名單。兒子成名后，越來越多的家長打來電話，說自己的孩子也走失了，希望能一起找到。孫海洋成立了“尋找兒童聯盟”，收集了3000多名被拐賣兒童的信息。他在各大媒體發聲，組織家長一起找孩子。慢慢的，他成了綁架圈的代表人物。
他暗暗希望，如果他抓住一個販運者，他會有更好的機會找到孫卓。
在尋找孫卓的14年中，孫海洋幫助了50多名被拐兒童。每次誘拐圈里的父母找到一個孩子，他都會打電話給孫海洋報告好消息。這也是他最痛苦的時刻。“為什么總是找別人的孩子，而不是我自己的？”
尋找孩子的過程已經持續了十幾年。在長期的身心折磨下，再堅強的意志也會被腐蝕:有的夫妻難以面對對方，最終選擇離婚，有的則是勞累過度，意外離世。孫海洋記錄的找到孩子的家長的電話越來越少。
“在那種長期的絕望中，許多人生病并患上癌癥。孫海洋說:“每年都會聽說一些父母再次離開，一些人從大樓或火車上跳下。”。“父母還在外面找，都是家庭環境比較好的，但是條件差的父母真的出不去。”
工廠里油墨的味道很刺鼻。一方面，有20萬份新印的《尋找孩子的靈感》，堆積如山。孫海洋穿過他們，一張張拿起那些孩子的照片:王斌是一個有著強壯的腦袋和強壯的老虎的男孩。被拐的時候，父親一個人去福建賣菜找孩子。有一天，他因為太累了，死于車禍。葉瑞聰在東莞被一輛面包車帶走。他的父母拼命地追趕他，但是他們沒有追上。他們已經找了15年了。羅妙全，深圳人，被拐時6歲。她穿著一件紅色的棉襖，留著一個小花頭。她的父母已經找了她32年了。如果羅妙全還活著，她應該已經38歲了。
孫海洋不敢去想它。他花在尋找兒子身上的14年，在這些家庭中并不算長。如果要他找整整32年，他怎么熬過來？
這些年，孫海洋出門都會帶一疊名片，上面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被拐兒童的照片和父母的聯系方式。“我一把名片給別人，就像有地位的人，像公司老板什么的，”孫海洋有點不好意思。“我拿著我的名片去尋找孩子，我想幫助更多的孩子回家。萬一有好心人知道孩子在哪，可以盡快聯系家長。”
今天，孫海洋的家庭仍然有30萬個不同的孩子在尋找你。也許到了世界沒有回頭路的那一天，孫海洋就可以完全放手了。“每個孩子都能在父母身邊成長，這才是真正的大團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