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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這或許是最后的好日子。”8月底，看著多家上市助貸平臺相繼發布利潤增長的中期財報，胡勇向記者感慨說。
胡勇是一家助貸平臺的運營主管，該平臺主要從事24%—36%利率區間的助貸業務（下稱“高息助貸業務”）。
今年4月初，金融監管總局發布的《關于加強商業銀行互聯網助貸業務管理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的通知》（下稱《助貸新規》），將于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星圖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兼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薛洪言表示，《助貸新規》明確將隱性收費納入綜合成本計算，加之銀行主動收縮高息助貸資產規模，高息助貸業務的生存基礎已被實質性切斷。他預計，未來6—12個月內，高息助貸平臺或將退出市場。
近期，胡勇觀察到，越來越多的銀行在撤出高息助貸業務資金合作，而為了留住銀行資金，部分平臺不斷抬高資金合作報價，令高息助貸業務資金合作的成本達到10%以上。“目前，高息助貸平臺都在討論業務轉型的可行性，比如轉做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。”一家助貸平臺的運營總監趙子風告訴記者。這意味著助貸平臺的客群定位、獲客渠道、風控模型、業務邏輯都將重構，助貸行業的洗牌時代隨之來臨。
而頭部助貸平臺受到的影響較小，原因有兩方面：一是大都聚焦在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，二是采取了收緊風險管理策略予以應對。
上漲的資金成本
“去年，多家銀行主動上門尋求高息助貸業務的資金合作，但在《助貸新規》在今年4月初面世后，銀行的態度迅速出現大轉變，越來越多的銀行以助貸業務合作機構準入門檻提高為由，撤走相關合作資金。”胡勇表示。
一家城商行的互聯網金融部負責人向記者透露，過去3個月，他們陸續關閉了所有的高息助貸業務資金合作，因為銀行擔心面臨違規操作風險與監管風險。
一家農商行的零售信貸部主管坦言，今年初，他們計劃追加高息助貸業務的資金合作額，但在4月《助貸新規》出臺后，他們決定退出高息助貸業務資金合作，采取的措施包括：資金合作業務到期后不再延續，或以高息助貸機構難以納入銀行合作公示名單為由“中途撤資”。“當前，助貸行業的規模約在3萬億元—4萬億元，若按高息助貸業務占比25%計算的話，相當于萬億助貸規模將遭遇沖擊。”胡勇說。
為了留住銀行資金，高息助貸平臺大幅提高資金合作的報價。
記者多方了解到，24%—36%利率區間的助貸業務的資金合作報價普遍達到10%—12%，部分合作資金量流失嚴重的高息助貸平臺甚至喊出14%的資金合作報價。
胡勇向記者透露，現在仍能提供高息助貸業務合作資金的，主要是部分區域性的少量中小銀行。后者在當地缺乏足夠優質的信貸資產，才將資金用于助貸合作以解決信貸資產荒問題。此外，隨著助貸合作資金報價大漲，這些銀行認為這是一個提高凈息差的機會。
近期出現的一個新動向是，民營銀行開始撤出資金合作。原因是部分民營銀行在引入國有控股股東后，后者基于合規操作要求，要求民營銀行管理團隊迅速退出高息助貸業務資金合作。
趙子風直言，別看上半年多家上市助貸平臺利潤持續增長，7月起，在銀行合作資金持續流失與資金成本大漲的影響下，作為助貸行業的重要利潤來源，高息助貸業務的盈利能力正持續下降。
趙子風還算了一筆賬，資金成本上漲至10%—14%、獲客成本對應的利率空間在8%—10%、運營及逾期壞賬成本對應的利率空間為12%，減去上述成本，當前利率為36%的助貸業務的利潤空間不到6個百分點。若逾期壞賬率、資金成本與獲客成本進一步上升，高息助貸業務的盈利空間將難以盈利。
誰先“出局”
薛洪言表示，《助貸新規》正式實施后，助貸行業的洗牌進程將明顯加速。中小助貸機構將面臨“資質清理、資金合作門檻提升、技術能力不足”三重壓力，尾部平臺在這輪市場洗牌過程中被迫離場。
胡勇已感受到行業洗牌的征兆——部分中小高息助貸平臺因業務量大幅萎縮而開始減員。
究其原因，除了《助貸新規》導致高息助貸業務合作資金流失與業務量縮水，平臺貸后管理風控能力薄弱是另一個“導火索”。
當前眾多高息助貸業務平臺的催收成功率普遍降至80%以內，低于以往行業平均水準（83%—85%），直接拖累不少助貸平臺的貸款壞賬率上漲3—4個百分點，令業務幾乎不再賺錢。“一旦壞賬率持續上升，高息助貸業務的盈利空間與可持續性將不復存在，助貸平臺將加速退場。”胡勇表示。
為了避免成為“首批出局者”，眾多高息助貸平臺開始每月更換一批委外催收合作機構，力爭引入不同的催收策略，將催收成功率恢復到以往平均水準。
受此影響，第三方催收公司的生意熱絡了起來。
一家第三方催收公司的業務主管向記者透露，近期他們明顯感到自己的行業地位“提高了不少”。除了從助貸機構獲得更高的催收款分成比例，多家原先“看不上他們”的大型助貸機構也主動上門尋求催收合作，甚至派專人在高鐵機場迎候接待他們。
多家第三方催收公司的業務合作總監最近忙于出差洽談業務，工資加上業務提成的月收入能達到4萬元—5萬元。
但是，此舉“治標不治本”。
趙子風告訴記者，隨著高息助貸業務壞賬率上升，當前行業擔心“債務傳導效應”開始發酵，緊急自查客群信貸資產質量的最新變化。一旦發現大量借款人難以借新還舊導致平臺壞賬風險激增，相關助貸平臺或因經營不善而最先出局。
頭部平臺受益
“《助貸新規》的出臺，讓越來越多的高息助貸平臺意識到24%—36%利率區間的助貸業務難以維系，業務轉型迫在眉睫。”胡勇坦言。
眾多高息助貸平臺都將轉型方向，瞄準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。
但是，要完成這項業務轉型，難度不小。
胡勇告訴記者，業務部門進行過測算，向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轉型后，若平臺仍要實現與高息助貸業務相當的盈利目標，需將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規模在當前業務規模基礎上擴大3倍。
“當前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市場競爭日益激烈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擴大業務規模幾乎是一項難以完成的任務。”胡勇說。
趙子風告訴記者，高息助貸業務的客群風險特征、客群獲取方式、風控模型、業務邏輯等，與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截然不同。若高息助貸平臺決定向后者轉型，幾乎要重建客戶運營體系、獲客渠道、風控模型、業務系統與業務邏輯。
薛洪言認為，面對高息助貸業務漸行漸難，助貸機構需從三個方面主動破局：一是將助貸業務的綜合費率壓降至24%以內，并加快牌照布局與夯實合規經營基礎；二是聚焦垂直場景或特定客群深耕細作，擺脫對高息差助貸業務的依賴；三是著重強化風控模型搭建能力與運營效率提升，或向輕資本服務模式轉型——為銀行提供獲客導流、反欺詐技術輸出等技術服務，適應資金方合作模式的新轉變。
記者多方了解到，近期，銀行提高了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的資金合作門檻。部分銀行向助貸平臺提出，在分潤模式下，若助貸平臺仍想獲得利率為6%的合作資金，需將擔保金比例從原先的8%—10%，抬高至15%—20%。
上述城商行互聯網金融部負責人透露，此舉一方面能給銀行帶來更多低息存款，減輕負債端的資金獲取成本，另一方面還能減輕銀行分擔助貸業務壞賬風險的壓力。“對于助貸平臺而言，這意味著重資產模式業務占比上升與資本回報率下降，且助貸平臺需承擔更多的壞賬核銷任務，導致助貸業務的實際利潤進一步縮水。”胡勇表示。
6月起，胡勇所在的助貸平臺著手加大輕資產模式運營力度，比如積極與銀行開展聯合運營。所謂聯合運營，指的是隨著零售貸款業務規模與客戶數量持續增長，部分銀行發現自身缺乏專業團隊做好用戶全生命周期服務，便將貸后管理、客戶運營等業務“外包”給助貸機構。“不過，聯合運營的利潤率不高，恐難以成為高息助貸平臺業務轉型的首選路徑。”胡勇說。
面對《助貸新規》的影響，助貸行業頭部平臺顯得相當“淡定”。
薛洪言表示，行業頭部效應將進一步凸顯，頭部助貸平臺憑借合規資質與技術優勢，更容易進入銀行合作“白名單”，獲取穩定的資金支持。
一家上市助貸平臺的財務總監表示，助貸行業已受到《助貸新規》的影響。短期內，除了助貸合作資金供應收緊導致資金成本上升外，一些風險指標也出現了波動，例如催收成功率有所下降。
因此，他所在的助貸平臺正收緊風險管理策略：針對新借款人客戶，抬高助貸風險審批標準以應對新風險趨勢；針對存量借款人，助貸平臺一方面增強還款的提前提醒以降低首日逾期率，另一方面對易受行業利率波動影響的客戶采取針對性措施，比如降低與暫停其信用額度等。通過這些舉措，目前助貸平臺整體業務發展相對平穩。
一位行業頭部助貸平臺運營負責人坦言，他們一直聚焦在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，受《助貸新規》的影響相對較小。近期，他還發現不少銀行將從高息助貸業務撤出的合作資金轉向利率在24%以內的助貸業務，令該平臺的資金合作量與助貸業務量反而雙雙擴大。
博通咨詢金融行業分析師王蓬博認為，隨著《助貸新規》驅動助貸行業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驅動，助貸行業頭部平臺還能通過科技輸出能力不斷擴大市場份額，在助貸行業洗牌過程進一步增強市場地位。未來，隨著優勝劣汰步伐加快，助貸行業集中度將持續提升。"